秦朔：各位企业界的朋友还有我们武汉大学毕业的同学，今天对我来讲真的我觉得也是还一个愿，因为我南风窗做了14、15年的时间里，就是武汉一直是我的空白点，那个时候武汉大学和武汉的一些学校邀请我来做演讲，但是阴差阳错一直都没来，所以我想是还一个心愿，我在上个月已经正式离开了南风窗，现在等于说是定居在上海开展工作。做一个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报纸也许会在未来一年两年可能会进入武汉的市场。

　　在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是中部的营销，中国的营销，大家其实会注意到在上个时期我们来关注的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营销活动，是在北京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我想我们这样一个论坛实际上是关于中部营销，虽然它无法与财富全球论坛来相提并论，但是我想它都折射出同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背景下，许许多多的国家，许许多多的地区，许许多多的城市，都会在一个全球化或者是一个全国性的背景下思考这个所在地区的一个定位，那么在两年前，全国的两会上武汉市的市长李宪生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叫做武汉在哪里？我们来探讨中部的营销，其实营销里面很重要的概念是定位，所以其实这个它抛了出来，也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我想在座的企业一定都非常清楚一个企业和一个地区的形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韩国人做夹克，会把最后一到工序放在意大利完成，是以后用意大利的国家的标志来提升夹克的附加价值。今天很多的企业会把它的总部，例如说放在北京，或者是上海，事实上是需要总部经济的效应给人的这种整体的联想。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全世界的城市正如李市长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命题，武汉在哪里？他们也在问，比如说广州在哪里，香港在哪里？香港特区的现在的这个后人的行政长官曾荫荃先生在前几天在香港特区政府重塑香港的形象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一切好象是叫醒服务"，其结果不仅是经济的重新构建，而且也是全地区的某种灵魂探寻和性格重塑，这是当时香港政府请了一些国际的公关公司和一些品牌设备的工作来给香港设备的亚洲国际都会这样一个定位以后，它所写的这样一个话，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叫醒服务，武汉在哪里？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其实也是一个叫醒武汉，他可以让我们武汉所有的企业甚至让我们每一个武汉人思考，我们今天在中部架构下探讨武汉，不简单是一个经济的重新的构建，或者说区域的一些经济功能的重新的竖立，我认为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其实是关于武汉的一种灵魂性的探索和性格的重塑。GDP营销区的大师科特勒

　　在研究亚洲经济的问题，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亚洲的城市在考虑自身的建设的时候，往往都偏重于经济本身的建设，而缺乏全球性的战略，往往都是构建经济的具体战役而缺乏综合性的营销战略。那么所谓综合性的营销战略就一定要跳出简单的企业和区域的经济的功能和某一种特定的经济的资源，而必须要在一个更广大的视野里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们知道说成是的消费者有者，有居民，有旅游者，有潜在的消费者，必须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构建一个城市的旗帜或者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也看了一下，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都会更多从企业的层面来探讨我们中部的崛起，那么我这里就更多一点从城市的角度来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在一个消费者认知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说一个城市的品牌的资产或者说品牌的价值的作用和它的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

　　又比如说，我常年在广州，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风云变幻，但是广州的楼市就一直是风平浪静，我去了上海以后我感觉非常诧异，上海的楼房和广州的相比，我说是三无的状况下还卖得非常好，第一是没有小区环境，第二没有服务，上海的很多楼盘去了后，售楼小姐站都不站起来。第三个没有折扣，广州和很多消费者去和企业谈今天一个折扣的，在三无状态下还卖得很好，而且比广州贵到两到三倍，在这种情况下就时我想一个问题，其实一个城市的价值对于这个城市里所有的我们拿房地产来讲，就是所有的地产开发商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很多的地产开发商在考虑无关服务等等，但是如果说整个的城市的价值提升不上去，整个城市缺乏想象力的话，那么你这个所有的楼房比如在广州就卖5、6、7千块钱，开发商赚不到金钱，政府所得税也微乎其微，我们在讲上海的情形里面，随着有一些泡沫，但是他的价值感在蓬勃向上，最后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是一个赢家，所以我从这两个市场，我在思考，我觉得上海这样一个政府在通过用一些我们平常以为是无形的东西来提升整体的的城市价值，最终汇集城市里所有的投资者的角度地有其独特的办法。

　　那么按照科特勒他的一个观点来看，他认为城市的价值或者城市的吸引力是包括四个指标，第一个是城市的个性特征，第二个是城市的整体性，第三个是城市提供的服务，第四个是娱乐消遣。那么要提高一个城市的价值或者它的吸引力他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自然风光，历史名胜，购物商场，文化景观，娱乐休闲场馆等等，提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么我拿这些的理论来去比较，就是说比如说广州和上海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体会，这个广州它这个城市是非常的开放兼包容，非常的务实。

　　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到去年和今年才刚刚开始理性，今年开始建了。但是同样的一个命题，放在上海，上海有一个上海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在好几年以前已经建好了，在今年我去看一个音乐剧叫音乐媚影，放了3个月，上座率百分之百，世界四大的音乐剧像《猫》、《音乐之声》等等，当时上海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认为国际化的都一定要有和国际接轨的大的演出场所，一定要有和国际接轨的演出的剧目，也许一开始我们的观众可能是说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要花500甚至1000元看一场戏，但是他认为这个需要培养。而且他认为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很多的基础设计和基本的活动的话，它不像一个国际的都会，国外的投资者到这样的地方感觉不到和国外接轨的感觉，所以他宁可是政府在传媒集团上交的钱里面拿出来去建这样的大剧院，花了10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