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安也认为，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整体经济环境比较规范，上海的金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地方不能比的。虽然企业外移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习惯了上海规范管理的上海企业，到了外地肯定会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上海以前也曾有过企业外移失败的例子。在90年代初，上海曾经与安徽等省合作建“长江商贸走廊”，上海很多商贸企业走了出去，但最后的结果大多是失败而归。这些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融入当地的工作做得不够，当地人才培养不够，服务跟不上，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
　　张兆安强调，上海的一些企业走出去，一定要真正融入当地，而不是仅仅是产品过去了，企业自己好了，却不能给当地带来好处。
　　“虽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近年不断加快，但是行政壁垒、区域差异仍然是阻碍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些问题需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作为上海企业来说，在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多为当地、多为对方企业着想，而不能光想自己的利益。”政协委员潘名山说。
　　难点三:外迁企业难确定
　　如果说前两个难点是准备外迁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那么如何确定外迁企业这一难题，则更多地是针对政府层面的。
　　在“ 

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把5000家企业迁出去，虽然政府可以从行业的高度，确立一个大的框架性标准，但是涉及到具体企业，谁走谁留，确定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指的低端制造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企业，但是，上海不可能把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转移出去，作为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大城市，上海不能不考虑就业的问题，上海不可能把这些企业一下子都转移出去。”政协委员潘明山表示。
　　张兆安建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产业转移决不能笼而统之地提，需要对产业进行细致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按照综合因素，按照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确定需要转移的企业。”
　　另外，张表示，在进行产业外移的同时，一定要发展好上海的优势产业，稳定好上海的均势产业，使上海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平滑的过渡，特别要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这么多的企业要转出去，产值和利税留给外地作贡献，而留给上海各区的却是大量的就业问题，政府的决心将成为一个关键。”政协委员潘明山认为，这将是对上海各级政府的一个极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