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行业能否步入扩张期(1)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创新过度而金融当局监管不足，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目前，在美国五大投行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时，中国投行业的发展面临着彼消此长的扩张机会，中国应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将加速发展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予以重视，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和创新交易品种，发展投行业务，释放投机能量，并为中国经济减速寻求对策。
中国的大部分券商此刻已经开始着手做“过冬”的准备了：降低薪酬、节省开支、缩减人员等，相信国内券商应对市场低迷自有一套，因为中国股市向来是牛短熊长。从国际视野看，“过冬”的依据也非常充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不仅让大批企业破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亿万人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且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导致这一致命后果的，恰恰是美国投资银行的“杰作”—金融衍生工具泛滥。随着雷曼倒闭，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商业银行，接受美联储的监管，美国纯粹的投资银行已经没有了，华尔街也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投行主导时代。美国投资银行似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确实有太多的教训需要吸取，有太多的金融创新需要批判，尽管我们不久前还在虔诚地学习和取经。
既然投行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国内券商自身都准备“过冬”，中国的投行何来扩张机遇呢？
中国拥有投行业发展的
优良土壤
正如中国投资者在批评某些金融企业的高管收入太高一样，美国人民也在谴责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高得离谱的薪酬。那么，从美国的长期历史看，同样是金融行业，为何投资银行的薪酬明显要比商业银行高呢？
比较一下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区别，就不难发现，商业银行通过存贷利差来盈利，支撑其盈利模式的是信用；而投资银行通过收取买卖双方的佣金来盈利，其业务本质是交易。由于信用的背后是资本或其他担保如政府、财团等，而交易的背后是销售，销售则主要靠人来实现，因此，相比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中人的作用就比较大，薪酬也相应要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百年来投资银行家总是穿着名牌西装以示身价，并需起早摸黑工作，而商业银行职员的工作时间一般只要早九晚五即可。
在全球GDP总量最大的四个国家中，除美国外，日本、德国和中国都是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的商业银行主导地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政府信用的基础上。当然不同的是，德国的商业银行是混业经营，是所谓的全能银行，中国则是严格按分业经营的原则来划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中国历任央行行长都倡导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以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这实际上就是要促进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如果以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作为中国投行业发展的起点，那么，到现在也不过是18年，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已经建立起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居全球第四的证券市场。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规模也非常可观。
能够让中国投行业迅速崛起的原因，除了国内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因素外，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有人做过统计，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14年平均年换手率为484%，比一般的成熟市场要高两倍以上，在全球应该是名列前茅的，至少在全球前15个大证券市场中排名第一。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就是要促成交易—从投资银行融资功能看，通俗地讲，其本质就是为有钱人花钱，为缺钱人筹钱—中国投资者交易偏好这一特点，恰好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和规模。实际上，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化交易方式，也是全球交易最为快捷、容量最大的市场之一，已经充分体现了国内投资者的交易偏好。
事实也说明，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股权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与此相对应的，国内股票年换手率几乎是5倍，也是全球最高的。但是，与股市相比，中国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一直较小，这与美国形成较大差别，美国资本市场向来是债券市值大大超过股票市值。其中原因在于中国的信用经济还不完善，国家信用较好，企业信用较差。所以，在中国，还是更适合发展权益类投资产品，而固定收益类的产品还是应该集中在国债和储蓄类产品上。美国债券市场的长盛不衰，除了信用经济非常发达的原因外，也与债权类产品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密不可分，而后者恰恰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这也给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个极好的借鉴：中国的金融创新应该规避或控制信用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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