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形态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生存发展状态,都是由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所决定,所推动。”暨南大学的博导苏启林说,“就拿珠三角电子产品的代工业务来讲,企业给一些国际型大公司的大品牌长期做代工,做到一定阶段,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体系,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形成自己较为成熟完善的制程系统,如果其他的企业掌握了这种含有制作程序、体现管理水平的制程系统文件,就可以达到承接大型跨国公司代工业务的门槛,拿到业务订单,这时,企业就可以去卖这种技术,卖服务,与其他企业进行利益分成,甚至掌握在一个特定产业领域的产品标准制作权、利益分配话语权。做代工做到掌握制程系统阶段,就说明已经进到工业化进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台湾地区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新加坡、韩国等也已经经历过。现在,珠三角经济正经历这个阶段,跨过这个阶段,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迈入到现代化。”他认为,即便珠三角出现外贸加工企业大批外迁,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因为就如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阵痛一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珠三角产业优化重组和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无法跨越过去。阵痛过后,珠三角的产业结构会更趋合理,也会更具有活力。
小政府酝酿大作为
有人说,最早改革开放的珠三角,堪称是企业家的乐园。在这里,无论什么样的企业,无论多么小的规模,也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当的土壤生根发芽。的确,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企业遍地开花,产品的品种更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这要归功于珠三角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林平凡教授显然对珠三角的政府部门持赞许态度,“应该说,这里的政府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了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一般来说,政府不会太多的干预企业的生存发展,这里的政府属于小政府的概念,属于无为而治的类型。对于企业的发展,政府它会提供各种服务,比较及时,也相对低调,企业不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扰,我想这是企业发展的最好状态啦。”
当然,林平凡教授也认为,在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中,企业要做大做强,成长为超大型的跨国公司,绝对少不了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比如在韩国,一些著名的特大型跨国企业,其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背景,有政府的支持作后盾,有庞大的银行或财团为其提供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企业的利益与财团的利益紧密相连,结成共同的利益链条,银行或财团往往会在企业的技术研发、开拓国际市场乃至销售渠道方面提供巨资,以确保跨国公司的领先优势。日本也是这样的情况。”在这一方面,珠三角的企业显然没有这样的优势与便利条件。资金短缺、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民营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机会极其稀少,直接的融资渠道始终无法拓展,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做不大,又如何能够做强?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经济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转变政府职能,逐渐转向“小政府,大服务”的新格局,从制度层面大力推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与科学发展,注重整合优势资源,对产业链条进行优化配置,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做大做强工业,并进一步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加快完成重工业化进程,为第三产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创造服务领域;与此同时,坚持科技兴企战略,加大力度建立工程技术中心和研发基地,加快技术创新,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珠三角地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开始实施的名牌战略,也大大推动了企业自主研发、创建品牌的进程,并连续出台了十几个配套文件,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此外,广东省还提出了打造一批百亿元的企业、培育千亿元的企业的战略目标。
“企业做大做强,乃至成长为大型、超大型的跨国公司,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更为完善与成熟的阶段。”暨南大学博导苏启林说。他解释说,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阶段,激烈的竞争行为必然导致企业间的大量并购重组,引起资金与技术的整合优化,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规模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任何超前的市场行为一旦脱离了经济发展基础,也必然会遭到市场的无情淘汰。例如,前科龙集团总裁的顾雏军,从海外回国后在顺德创业,在其企业发展的进程中大力推行国际化路线,就有水土不服之嫌,与地方的低层次产业形态不适应。他为了实现家电制冷行业的产业规模化目的,大肆进行并购重组,结果导致步子太急,摊子铺得过大,不但没有做强,最后连做大也没有坚持住,这也是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一些国内的大企业急于求成,在资金规模、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等条件还不十分成熟的条件下,就开始放眼国际市场,到海外区建厂投资,有的开展融资并购,结果也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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