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环保等标准的提升也在加大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21世纪》：但很有趣的是近年来政府针对这些状况也提出了要走向自主创新，要做大做强中国公司，实现规模效应以参与全球竞争。但我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往往是大企业，尤其是大国企，之间的并购或者重组等，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国航欲收购东航，以打造中国航空界的超级航母。大企业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但实际上一国经济的活力往往决定于中小企业的状况，那么您认为现在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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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生：你提到的这些情况是存在的，而且对大企业的重视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小企业的运营环境来看，我觉得总体上是有改善的，比如贷款方面。但这种改善是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因为过去的运营环境太恶劣了。比如2005年通过了准许民营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非公36条”(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由于文件内容共36条，因此也被简称为“非公36条”——编者注)。但实际上世界范围内对民营企业有这种限制的国家是很少的，中国在2005年才取消了这样一些不正常的规定。所以我说现在的环境是有改善，但起点非常低。

　　《21世纪》：那中小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黄亚生：全国工商联大概每隔两到三年会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调研。我仔细看了这些调研数据，结果是相当让人担心的。这点可以从几个指标的数据上看出来，比如员工培训、科研项目、新产品和专利等，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

　　另外，最近几年国内对企业“走出去”的讨论较多，而大部分进行海外投资的都是国营企业，但我个人更看重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状况。从发展结果看，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状况没有很大改变。其中，2006年这方面的数据最值得重视，因为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开始升值。假如宏观上人民币会发生明显的升值，那么企业在微观上的回应就很值得关注了。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当宏观货币环境改变的时候，企业会做一定的微观调整。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到海外去投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投资，因为企业希望实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但我把2004年到2006年的数据做了详细的比较，发现在这方面中小企业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微观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日元升值的历史来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升值，这使得日本国内很多不适应高币值的企业都倒闭了，最后成功的都是科技型的品牌企业。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新的货币环境下，广东等地从事简单加工制造的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不能，对这些地区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还缺乏像索尼和丰田这样的品牌企业的情况下。

　　《21世纪》：但就像您之前说的，中小企业不是只面临汇率升值的压力，还有上游原材料涨价和工资上涨等压力，这说明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现在是很严峻的。

　　黄亚生：是的，这里要强调一点，从科技发展的程度来看，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可能要远远落后于日本1980年代的中小企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会远远超过当年日本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从这点出发，也许整个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