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觉得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关键是地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界定清楚。政府本来应该起到的是间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经济运行环境即可。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那么企业家自然会向高科技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的一个信念。但现在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职责缺位的问题，没有维持好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像过去我所提到的，政府总是“进场踢球”，而没有当好“裁判”。地方政府时常将更多的机会和资金都分配给了辖区内的国营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存在着污染环境、缺乏创新和提供就业乏力的问题。

　　长期问题要用长期手段解决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利条件，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太低，人民币币值太低，这使得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很容易养成依赖这些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习惯，不利于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所以我们要通过升值和颁布《劳动合同法》等方式来鞭策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黄亚生：原理上这是这样的，但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把一个发育还不成熟的孩子一下子扔到冰天雪地中去，那么这种险恶的环境能使他茁壮成长吗？我觉得很难。假设这个孩子很健壮，那么外部环境的险恶对他来讲可能会有促进作用。但中国的中小企业有点像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孩子，它是在受歧视的政策环境下发展到今天的，近几年宏观政策上的歧视虽然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现在又出现了通胀、升值和更为严格的《劳动合同法》，我认为这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这里我要声明一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民币不要升值，相反，为了中国的宏观经济重新平衡，人民币需要升值。我也不是要求政府人为的保护中小企业，我希望的是现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过去的一些政策，认真仔细的想想其中的错误对中国经济现在造成的影响。这其中有些错误的影响在数年前并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当时由于外需强劲以及人民币币值的低估等一系列因素，中国经济的一些内部矛盾并没有爆发和激化，中小企业的制度性问题也被掩盖了起来。而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越南和印度等竞争对手，现在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变得更强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大，而且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是过去所犯错误的结果，能具体谈谈这些错误吗？

　　黄亚生：一个错误是对内资的歧视。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这意味着此后北美地区的很多贸易壁垒都会被取消，因为墨西哥的人力成本非常低，所以美国工人可能面临着很多美国企业向墨西哥转移生产的问题。香港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大陆开放的问题，因为这对资方来说等于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选择。但结果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并没有由此衰落，当然，美国的工人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中国的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较为密集的地区，例如广东，可能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冲击。这实际上是中国对内资企业长期歧视的结果。道理很简单，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美国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美国的投资者却大获其利，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估计到时候出口企业的工人会面对更多的失业和更大的就业压力，但中国本土的资本拥有者却不一定会获利，因为过去多年中国缺乏发展本地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这使得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本土资本集团。所以，届时中国受到的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工资的冲击，第二方面是资本的冲击。

　　第二个错误我觉得是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搞好。为什么？从1978年到2008年，广东有3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把现在的广东跟美国的麻省进行比较。20世纪初期麻省开始搞纺织业，五到十年之后，因为劳力成本提高，它转向机械行业，之后成本进一步提高，现在开始做生物制药行业。现在在麻省你根本找不到纺织厂和电子加工厂，这已经转移到了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去了。但是广东的发展轨迹跟麻省很不一样，它刚开始也是做服装加工，然后在服装加工继续做的同时又开始做电子，后来又做汽车。这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产业没有被转移或者淘汰，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行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是移动的，而工厂是不移动的，麻省则恰恰相反。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因为农村的经济环境不行，农民无法在本地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农村的金融环境、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法律社会治安等方面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迫使农民无法在本地打工或创业，而只能选择去广东和江苏打工。这使得广东的企业家没有任何积极性去迁移工厂、改进技术和增加投资，而且蜂拥而至的农民工压低了这些地区的人均工资，也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在广东一直保留至今。

　　回过头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不好，导致农民工的大量涌向城市，人为的压低了城市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贷款又很难。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对资金成本的比率大大下降，这样一来民营企业自然愿意采取多使用劳动力、少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种选择对企业来说是非常理智的，但却会造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过低的问题。现在我们天天在说自主创新，天天在批评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企业，但我们恰恰忘了正是现实环境逼着它们作了这种选择。

　　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现在政府开始强调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但这些问题是很多年积累而形成的，不会马上得到解决。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的依赖汇率升值，也不能寄希望于《劳动合同法》，而是要去纠正过去的错误，创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活力的良性的经济环境。

　　《21世纪》：问题是长期的，但现在形势却是日益严峻，也许没法子让我们很从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您这么说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要进行非常痛苦的结构性改革了吗？

　　黄亚生：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肯定是要吃苦的。现在这些短期的解决方案，第一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第二可能会使其他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要解决长期问题应该通过长期手段，从短期来讲，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是有点悲观的。 　(本报实习记者林美玉对本文亦有贡献。)